霍中彦:“燃点”已过,草根创业时代终结

2019-02-18     来源: 飞马旅公号(微信:feimalv0927)
全面合规时代的到来,大幅提升了创业成本和门槛。没有了那些‘肮脏小秘密’的加持,VC意义上的创业将退出全民市场,真正成为‘少数人’的游戏。



作者丨霍中彦

来源丨财新网

本文共计3339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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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去一个月,一部叫《燃点》的纪实电影在院线上映。尽管排片率非常低,但仍然在创业圈和VC圈引发大量关注和讨论,不少创业公司和创业服务机构包场观影,很多创业者观影时洒下热泪。



这部电影花了一年多时间,追踪多家创业公司。开拍时,不少公司还处在高光时刻,上映时已进入低潮,比如风光一时无两的共享单车代表OFO,以及内容创业的标杆Papi酱。这部电影着墨甚多的草根创业者安传东,其项目在影片结束前已告失败,或许是为了学鲁迅放一只“夏瑜坟头的花环”,影片最后拍摄了安传东启动新项目的镜头(尽管新项目的命运也目测堪忧)。


在我看来,这部电影恰如一道帘幕,将过去五六年的创业浪潮,与后面的创业市场区隔开来。在此之前,尤其是2014年9月“双创”(“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”)被官方高调提出以后,中国的创业市场进入了烈火烹油的高潮。但就是在《燃点》拍摄的2018年,这波浪潮开始从全民参与的范畴退却,回归到一个相对专业的领域。


而这部上市时间“滞后”的影片,则阴差阳错地成了过去数年创业“燃点”时代的小结,片子本身成了这出史上罕有的“全民创业”大剧闭幕式上的那只“花环”。


“企业成本社会化”:创业公司的隐性杠杆


以后人们总结过去这波创业浪潮时,会为其兴起找到很多理由。比如技术,互联网成为基础设施后,创业门槛大幅降低。以微信为例,以往个人开办一个媒体不可能,但公号以极低的开办成本,便捷、低成本的获客通道,让很多传统媒体人可以用很短时间获得千万级用户,为创业项目构建出坚挺的第一根曲线。


比如政策,面对供给侧老化、新旧动能青黄不接的窘境,政府鼓励“双创”,旨在发动全民力量,赛马赛出新动能,并为此提供大量的政策便利和补贴。这是沿用了改革开放“小岗模式”经验,上层放权让利,从底层创新中寻找亮点加以鼓励、推广。


比如资金,中国VC市场在2015-2017年,募资规模和之前年份相比发生量级式的增长,2017年募资顶峰近1.8万亿元,直接推动了创业的井喷。如果说中国宏观经济加杠杆的主要工具是影子银行,那么创业市场加杠杆的主要工具就是VC。


回到微观层面,没有人会质疑,创业的内在动力只有两个:一个是企业家精神,另一个是基于企业家精神而开创的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。那么,还有没有别的杠杆,推动了这次波澜壮阔的创业浪潮呢?我个人的观察是,有,就是“企业成本的社会化”


这个概念有点拗口,通俗地讲,就是原本应由企业支付的成本,由于模式创新的缘故,得以在全社会进行分摊,最终可能由某些不易被识别的人群具体承担,从而帮助企业在初创期轻装上阵,快速度过早期的“死亡之谷”。


举个例子就明白了。以共享单车为例。共享单车从有桩改为无桩,从用户收益角度看,是增加了便利性,从成本角度看,它就不再需要为特定的停车区域付费,从而无偿使用了公共道路,具体承担这个成本的是步行者,他们不得不面临道路被自行车挤占的成本。


再举个例子,外卖的崛起似乎没有显著的“成本社会化”行为,因为里面的每一个环节,都有人买单,但是外卖发展导致包装材料(尤其是难以降解的塑料制品)的大幅增加,给环卫工作带来更大负担,也会导致环保成本的大幅增加,这些成本最终还是全社会来分摊。


还有一些更加隐性的案例,比如咪蒙。写公号基本是个非常“低碳环保”的产业,但是近期《一个出身寒门的状元之死》的火爆,引发了人们对咪蒙为了流量而操弄死亡话题、迎合社会戾气、混淆事实与虚构的声讨。所以,文化内容类创业项目,其企业成本社会化的环节可能是挑战公序良俗。


其实,通过创新挑战现有秩序,本来就是创业行为的应有之义。比如Google对内容权利的挑战,淘宝对线下零售的挑战,Uber对出租公司的挑战,Airbnb对酒店管理模式的挑战……等等。但是,在中国这样一个秩序未臻完善的市场,很多创新的“擦边球”的尺度会打得更远,很多“隐性杠杆”已经打到了近乎“显性”的程度。


比如:内容类项目,通过盗版、低俗获取流量,拿到大额融资后再买正版洗白;电商类项目,通过假冒伪劣降低客单价“拉流量”,待流量站稳后再慢慢洗掉长尾供应商;生活服务创业,为了增加餐厅和司机的供给,可以降低门槛和监管力度,导致出现食品安全甚至人身安全问题,遭遇社会压力后再完善;而几乎所有类型的项目,都存在刷单、数据造假、避税、避社保、加班过度等等共性问题。这些隐性杠杆就像润滑剂,显著加速了企业的成长速度,令VC的发源地美国市场也望尘莫及,但客观地说,其成本大多要全社会来承担。


中国进入全方位“合规时代”,创业已非大众游戏


尽管有上面这些问题,但倘若就此认为,中国创业企业的合规/道德水准低于其他领域,那就大错特错了。创业市场的隐性杠杆,只不过是中国经济隐性杠杆的微观体现而已。


如果说起过去40年来中国经济的隐性杠杆,那人们基本是耳熟能详:环境污染、劳工权益低下、偷税漏税、知识侵权,以及被贪腐消解的社会公平与信用……这些隐性杠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,作为润滑剂加速了经济的高速发展,但其作为中国经济的负债项,同时也在不断抵消经济发展的成果,至于今日,终于到了无法回避的地步。



创业浪潮如此引人注目,合规浪潮在过去数年里却被整体性地忽视了。除了反腐、征税等具体议题备受关注,但从总体上、以合规视角的观察和讨论似乎并不太多,虽然这条线索极为重要(尽管有很多重要差异,过去数年的合规举措,至少在表面上让人不免联想到美国历史上的进步主义运动)。


如果说反腐是政治合规,那么严格征税、知识产权保护、规范社保则是经济合规,舆论领域的严厉监管是文化合规,对“青山绿水”空前力度的保护是环保合规——显而易见,中国已经进入史无前例的全面合规时代。它的到来,表明中国正在修复自己的资产负债表,不仅仅是削减显性的金融债务,也在削减各种隐性债务,从而为下一步的发展夯实基础。


合规绝非政府一力为之,公众对隐性杠杆的容忍度也在显著下降。滴滴乘客被害一案引发公众对滴滴的巨大声讨,以至于其阶段性整顿。社会舆论对此事的愤怒一度超出人们的想象,毕竟网约车平台的信息化程度更高,比起传统出租车,其发生命案的比例理应更低,案发后的追查理应更容易。那么,为何滴滴承受了似乎超出其“罪恶”的舆论压力呢?


我把此事视为新经济企业光环褪去的一个样板。作为一名“生产者”,民众会更在意效率,那些快速成功的项目被当作明星追捧;而作为一名“消费者”,民众会更在于公平,哪怕富豪遍地,如果我呼吸的空气是不干净的,我订的外卖是不卫生的,我乘车时是不安全的……则那些“生产者视角”下的光环就会消失。不仅如此,正因此之前光环太盛,明星企业被唾弃的力度反而更大,这正是心理落差产生的“利息”。


结论就是,不仅企业实际面临的合规压力增加了,民众对隐性杠杆的容忍度也降低了。这个趋势反映到企业和个体上来,就是风险和成本的增加,他们也需要修复自己的资产负债表,为自己的收益加权风险。这直接导致落后产能(即较为依赖隐性杠杆的企业)加速淘汰,由此腾出的空旷赛道成为新的创业机会。但问题是,这些机会还会在全民范畴内享有吗?


显然不是。隐性杠杆的存在,当然更有利于草根创业者,光脚不怕穿鞋的,他们可以借助这些杠杆,“乱拳打死老师傅”,杀出自己的一片天地,在初步具备实力之后,再行“仓廪实而知礼节”之事。但如今,面临不能盗版、不能逃税、不能污染……连碎三观都要三思的大环境,草莽英雄们搅乱风云的机会大大降低了。


所以,在合规已成为“新常态”的今天,创业者必须直面一个冷酷的课题:如何非常干净地起家,还能非常快速地成功,成功的规模还要非常大,而且成功得足够持久(这三条正是一般VC投资标的的关键特点)。失去了隐性杠杆加持的创业者,必须具备非常过硬的能力,不论这种能力是技术能力、运营能力还是资源能力,才能就这个课题交出令人满意的答卷。显然,这样的竞赛,已经不适合普通的年轻人或空手握铁的草根了。


在《燃点》所描述的上一个创业时代里,曾有不少人真诚看好那些非常年轻、非常草根的创业者,因为只有这样的创业者的成功,才是最“燃”的。那么,在下一个创业时代,VC大佬们仍会继续在口头上支持他们,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,他们用钱投票的对象会是真正的实力派,而那种口头上的支持也将演变为一种政治正确而已。


*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,不代表飞马旅立场。如需转载请联系财新网获得授权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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